但是，福山的這一判斷與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結果並不相符。從最新一輪的世界價值觀調查（2010-2014年）的結果看，中國的社會信任情況遠樂觀於其他國傢；與世界平均信任水平（25.4%）相比，中國人與人之間的一般信任程度（64.4%）高出一倍多。比較各輪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結果仍能發現，在30多年中，中國的社會信任度一直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也高於日本、韓國和美國等國傢。世界銀行在一份報告中提出，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國傢，其中的工商人士能夠有效地營建“信任網絡”，以培育健康的經濟，這樣的國傢更有可能取得經濟增長。和社
原標題：中國社會信任度很低嗎？
唐麗娜
核心數據
●世界價值觀調查結果顯示，世界各國國民對自己所在社會中大多數人的信任程度從20世紀80年代的34.8%下降到目前的25.4%，30多年間下降瞭近十個百分點
●在我國，1990年有60.3%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五年後下降到53%左右，到2012年，有64.4%的人認為社會上多數人可信
●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03年和2013年調查結果，對陌生人表示不信任的比例從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3年的52.2%，對陌生人表示信任的比例卻從4.3%上升到18.8%
近年來，人們從日常生活中的體驗出發，認為中國社會出現瞭信任危機：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際間的社會信任度卻日漸降低；與世界上其他國傢相比，當今中國社會的信任度尤其偏低，甚至出現嚴重的信任缺失。但是，科學調查數據所顯示的結果與人們的主觀感受並不完全一致。
世界價值觀調查在1981年到2014年間對100多個國傢進行瞭六輪調查，結果顯示，在這30多年裡，世界各國國民對自己所在社會中大多數人的信任程度呈現出總體下降趨勢。對於“您認為大多數人可信嗎？”這個測量社會信任的經典問題，各國被調查者中表示信任的比例從20世紀80年代的34.8%下降到目前的25.4%，30多年間下降瞭近十個百分點。這說明，所謂的“信任危機”是全球性的，並不是中國所獨有的現象。
64.4%的中國人認為社會上多數人可信，與世界平均攪拌機比較信任水平比，高出一倍多
世界價值觀調查同時也揭示瞭一個有趣的結果：與人們的主觀感受相反，在對於大多數人是否可以被信任這一問題上，在歷輪調查裡，中國都是信任度最高的，且遠高於其他國傢。那麼，中國是一個高信任度的社會嗎？社會理論傢福山在《信任——社會繁榮》一書中提出，根據在社會中的個體行動者建立合作關系自發性的強弱，可以把各個國傢分成高信任度國傢（自發社會性高）和低信任度國傢（自發社會性低），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相對於日本來說是一個低信任度國傢。
但是，福山的這一判斷與世界價值觀調查的結果並不相符。從最新一輪的世界價值觀調查（2010-2014年）的結果看，中國的社會信任情況遠樂觀於其他國傢；與世界平均信任水平（25.4%）相比，中國人與人之間的一般信任程度（64.4%）高出一倍多。比較各輪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結果仍能發切割蛋糕機現，在30多年中，中國的社會信任度一直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也高於日本、韓國和美國等國傢。世界銀行在一份報告中提出，在社會資本水平較高的國傢，其中的工商人士能夠有效地營建“信任網絡”，以培育健康的經濟，這樣的國傢更有可能取得經濟增長。和社會信任度低的國傢相比，社會信任度高的國傢的社會秩序更好，經濟發展更有優勢。單從社會資本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的快速發展就是對我國較高的社會信任度的一種佐證。
從我國社會信任發展的趨勢看，在過去30多年間，社會信任度呈先降後升的態勢
從我國社會信任發展的趨勢看，在過去30多年間，社會信任度呈先降後升的態勢：1990年有60.3%的人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五年後認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可信的比重卻下降到53%左右，這一水平一直持續到2007年；此後，社會信任度又開始上升，到2012年有64.4%的人認為社會上多數人可信。這意味著人們之間的信任關系在最近幾年內得以逐漸恢復。
陶普（Lars Torpe）和洛萊（Henrik Lolle）在其研究中提出，相對於泛化的大多數人，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是一個更有效的測量社會信任的指標。根據中國綜合社會調查2003年和2013年調查結果，對陌生人表示不信任的比例從2003年的73.4%下降到2013年的52.2%，對陌生人表示信任的比例卻從4.3%上升到18.8%。這裡問及對陌生人是否信任時，並未設定具體的情境，因此更有說服力。另外，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都在提高，那麼可以做一個合理的推斷，對朋友、親人的信任度也應該都在提升。這些都與世界價值觀調查裡的中國數據結果相一致。兩個調查的結果都顯示，中國是一個高信任度國傢，且近十年來社會信任程度呈上升態勢。
為什麼中國是一個高信任度社會的判斷與人們的主觀感受不一致
那麼，為什麼中國是一個高信任度社會的判斷與人們的主觀感受不一致呢？這主要是由社會信息的結構特征造成的。信任可以被視為一個立體的概念，從橫向上看，信任對象的范圍有多大？從縱向上看，信任的程度又有多高？從更深層次看，信任的情境是什麼？首先，面對不同的人，信任程度通常不一樣。一般情況下，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肯定不及親人高，但這種程度上的差異稱不上“危機”，而是人之天性使然。其次，面對同一個人，在不同情境中，人們對他的信任程度也可能會有差異。因此，信任度的提高和下降都不能一概而論，需分對象、分情境予以討論。從信任的產生和培育機制看，可以把它分成基於血緣或親緣的信任、互相為利的信任和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基於血緣或利益的信任都存在一定的范圍界限，容易產生封閉且排外的小群體，不利於群體合作。而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以制度為基礎的信任在個人生活和社會發展中都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種信任不僅能夠提高辦事效率，而且有助於和諧社會的發展。
並且，人們的社會信任在不同角色和對象之間是有高度差異性的。中國綜合社會調查在2012年的調查詢問瞭人們對不同社會群體的信任，其結果差異明顯。首先，信任度的差序格局模式一目瞭然，信任度最高的人群是基於血緣關系的親人，隨著關系的疏遠，信任度逐漸降低。其次，人們對供職於機構/組織中的人的信任度普遍較低。對公司高管（代表營利組織）的信任度最低（53.3%），其次是非營利/非政府組織的領導（57.3）和地方政府官員（57.6%），分別代表瞭非營利/非政府組織和地方政府。這說明中國人相信人不相信機構，對於機構的信任要通過機構中的特殊個人來保證。再次，人們對不同機構/組織中的人的差異性信任程度，表明其對某些機構/組織確實存在信任危機，而基於制度的信任有待更完善的制度建設。不過，雖然“醫患矛盾”，“老師和學生、傢長之間的沖突”屢見於一些媒體，但從總體看，人們對醫生（82.5%）和教師（91.7%）的信任度並不低。此外，由於信任和滿意度密切相關，對機構/組織的不信任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人們對某些機構/組織的工作有不滿，不滿程度因機構/組織而異。
提倡合理看待社會信任的認知模式
綜上，無論是中國的調查數據還是國際上的調查數米果製造機據，都顯示我國的信任度不但高於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近些年來有著提高的趨勢。那為什麼“信任危機”一說仍盛行？是真的有信任危機，還是人們對信任本身產生瞭信任危機？
首先，信任度下降的說法和一些新聞媒體的改變密不可分。隨著通信技術和各種媒介的飛速發展與普及，媒體對個體和社會的影響越來越大，媒體間的競爭亦愈加激烈。為吸引眼球，一些媒體的關註點都轉向沖突、負面事件，無意中導致一種誇大的、與實際不符的信任氛圍。所以，在很多時候，媒體的一些報道雖有助於我們洞察社會問題的存在，但是並不一定能夠幫助我們科學地評估社會信任狀況，反而可能會促使人們對信任本身產生信任危機。其次，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隨著人們的生活需求從生存轉向註重生活質量，對社會信任度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同時對權威的尊重度在降低，而這些轉變中可能會滋生信任危機。再次，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看，信任源於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和相互溝通，因急劇的社會轉型帶來一定時期內的價值沖突、道德倫理失守，必然會妨礙人際交往，造成局部的人際交往失范，可能會導致局部信任危機。最後，需指出的是，從信任的測量方法和手段看，現在對信任度的測量方法並非完美，國內外學者對此也有很多討論，結合社會發展和文化差異發展出一套更準確的信任測量工具也迫在眉睫。“信任危機”和“信任社會”本質上都是一種相對說法，並非要尋找一個絕對的度量信任的標尺，達到瞭標尺的某個刻度才可視為信任。任何人對他人或機構的信任都有一定的限度，也存在著個體差異性，因此應提倡一種合理看待社會信任的認知模式。
總之，社會信任的建設和維護沒有捷徑可走。價值觀的一致性、令人滿意的績效、合乎道德且切實可行的制度以及客觀真實的新聞報道，對建設信任社會而言都是必需的。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調查與數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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